赵海伶（广州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执行理事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我们这次访谈一共访问了十位，每一位背景都非常不一样，年龄跨度从20岁到80岁出头，我们希望对于背景各异的女性，一方面从女性的视角发现女性共同的挑战和困难，希望用性别视角发现微妙的权利关系。一部分是公益女性面临的多个挑战，我们有很多公益女性来说明为了男性、家庭、生育，第二个部分我们在访谈上发现所谓的个人化的因素之中，隐藏了很多行业精细的男权的结构，这一点值得我们从性别的视角梳理。

       第一个显性的困境之一，家庭婚育与私人生活，相比起商业或企事业单位的女性从业者，尤其是草根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面对来自家庭婚育或选择亲密关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更大，如果从人本身出发，将不足以更好的理解运营在每一个人每天生活当中的性别关系和权利结构，可能无法推出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会问访谈者这样的问题，你的家庭怎么看待你的工作，如果你接受了社会性别的培训，你怎么看待社会性别在你私人家庭中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特别有意思。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除了有一位目前的家庭生活对工作压力不大，技术人或多或少会提出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我们在性别领域特别资深的前辈，帮助无数处于底层的妇女听到她们的声音，回到个人生活中她的工作搅乱了她的生活，这也使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的孤独，这样的例子在访谈中不是特例，进入到婚姻的公益女性，可能会把困难归于难以改变的婚姻模式，行业中弥漫的个体中的孤独感很多是个人得问题，没有得到行业的有效的重视和讨论。

       另外一个例子，是为工厂女工服务的机构，很多成员是年轻的母亲，打工的丈夫觉得孩子应该母亲带，为了缓解母亲带孩子的冲突，允许妈妈带孩子办公，然后我们搞活动本来是周日，我们统一安排在周六，每一周团队开理会的时间是周日。平时的休息当中这样的妈妈会意识到自己各自的丈夫叫出来聚会，做丈夫们的思想工作。像这样的工作方式在我们的整个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这也让我们反思怎么样才算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如果我们觉得难以改变的时候，每一个机构能动性在哪里，我们还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对整个公益女性的困难，面对相似的工作和家庭困境，他们各自运用的资源非常不一样，很明显的访谈对象所在的阶级有关系的，越是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位，他们在面对婚姻的压力越大，他们能够应对的资源越少，如果他们所服务的机构没有足够的性别意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出来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没有的，越是来自于精英层面的女性，往往更有能力摆脱束缚，无论是配偶选择，或者到职业发展。不同的访谈者这样描述，她说我和丈夫之前打工的时候在工厂认识的，别人看起来很幸福，但是他对我怨言很多，我要外出培训，他带孩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时不时会要爆发，我要带孩子要上班非常辛苦，这样的家庭里面没有办法请保姆。当他的收入一旦比我高，他一定会让我辞职待在家里，我们有很多志愿者跟我的情况很相似，生了小孩一定要在家里，对于男人来说下了班就可以吃饭睡觉打游戏。另外一个访谈对象说，我的丈夫和我学者出身，他很理解我的工作我们没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小孩长大现在比较轻松了，一方面同性别视角来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的阶分化可能会影响公益行业对性别的认识，行业中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经济能力掌握话语权，我们面对很多共同的处境，另外显而易见的阶级分化，和非常差异的社会情景，要求我们在总结梳理行业内的问题时，很多需要对阶级的关注，有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不能笼统的将女性的问题混为一谈。

       接下来是隐性的环境，我们发现随着整个公益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如何来定义和分析行业中的男权问题变得困难，困难和复杂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性别中立话语体系成为公益行业的主流，我们访谈中有这样的陈述，大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有一定的权威，我们会被看成什么都不懂得小女孩。除了有极个别的有性别意识得官员以外，其他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位说我们的工资不高，天然是男性养家，不觉得这样的工作重要，所以才有这样的怪象，在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我们的工作不受重视，国内关注妇女议题的资助几乎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撤出以后，处于资金断绝的境地，我们之前跟男性组织抱团取暖，负责人会觉得我们不够强势，没有组织好，管理太女性，所以筹款上不如男性社群，我们访谈中性别中立的话语，与市场化思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从而忽视了我们社会情境本来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的结构，使得应该关注的议题没有受到关注。受到社会性别和阶级机构双重压迫的机构，比如说处于底层的妇女他们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对于不同的性别和社群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整个行业需要深入反思和批判地方向。

       第二个在这种情况下，理念和使命驱动转变为技术管理优先，尤其是项目管理和控制，话语权的垄断导致资源失衡。有一位访谈者这样说，国内现在专门关注妇女的机构没有，反倒是各种的传播、公信力有关的比较容易传播，能够长期资助运营机构的资助方，没有几家，强调高大上词的大老垄断了话语权，基本是男的，没有社会性别视角。资源分配的失衡也使得我们整个公益行业越加分化，一部分在讴歌慈善公益的春天，另外一部分人觉得认为是行业的害群之马，有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说，我们机构是做女权的，我自己觉得不体属于公益圈了，本来应该多样化出现了话语权的垄断跟其他领域没有差别，有的时候更加严重。我们整个领域变的越来越边缘化，很多我们的同行对此并无差别，很多根据可获得性挑战了发展战略，我们这次访谈量比较少，访谈对象绝大多数没有在现场，从个体层面上揭示公益行业女性公益人面临的挑战，回看20年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在话语体系，理论思潮还是资源分配，牢牢的镶嵌在男权的大背景中，在我看来很难说未来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对当下公益界的发展反思，可能是引导改变的第一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