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南京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 首席统筹）：
  
       

       尊敬的我的前辈们，还有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高小贤邀请我。我非常惶恐，王行娟老师是我在公益一个领头的老师，在今天依然是很多是需要我学习的。我的发言是个人化的，时间的原因我也把我个人的经历压缩，更多的谈谈我在做公益和社会性别当中的一些感受，其实我应该从96年开始，我老公在打工妹之家活动，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做一些服务活动。02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在做媒体，一个突然的机会，我接手了打工妹杂志，主编跟我谈要不要做杂志，我没有犹豫就接了，一个我是学新文学的，第二个更多的时候我再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对打工妹的了解我可以做。那个时候我接手的很多的打工妹，我能接到他们的电话，谈朋友了、生孩子了，我可以分享他们的喜悦和遇到的问题，我能做打工妹杂志，基于我内作为志愿者这样的基础。

       之后到了03年非典爆发，那是我开始全职做公益，我是报社的记者，放假在家，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接到十几个电话，打工妹给我打的电话，他说李老师我现在站在大街上，我打工的饭店关门了，住的地下室封了不让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商量可以用假期的时候给大家做点什么。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针对农民工的预防非典紧急救助项目，那个时候资金是我们垫付了，开展救助的过程中要不要做一个组织，在做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理念，想尝试一下中国本土的NGO怎么样，农民工这么大一个群体在中国未来得发展，关于社会的定位是什么，5月份接到上班电话的时候，我第一个辞职，挺痛苦的，我现在的理想还是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时间的原因我简单的说。

       要说社会公益，我感谢谢老师，他是我走向公益走向社会性别，认识社会性别的引路人，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先生，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带领下我走过来。在北京协作者，前7、8年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能够充分关注打工女性的特殊需要，生活上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这些女性是怎么影响我的工作的，尤其是北京协作者接受社会性别训练之后，我成了职业的社工，女性的性别还是有优势的，女性值得人信任，容易建立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们在南京在做一个助学服务的时候，跟踪孩子家庭，建立了关系之后，他跟我们的女社工有家庭暴力的情况，因为我们有爸爸在里面，男社工也可以介入，父亲说我一大老爷们给另一个大老爷们说家长礼短我说不出来。这个现象是不是就说明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个人给它一个概念，女性公益圈的现象，公益服务的领域当中，从业人员中女性占了大多数，无论在什么活动基本上以女性为主的人群。前不久北京协作者，做了一次调查，有关从业人员占到了75%，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我们我们的性别意识占据了主流，我不这样认为，在领导人中比例不足50%，我们第一代公益人，基本上都是女性，他们一直到现在还在领域里面，也许有人说那个时候女性为主，公益组织少，但是现在公益组织多了，为什么公益组织当中女性的领导人反而少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包括我在百度搜索，社会性别意识这个词的时候，最近也是3、4年前的概念，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还能接触到社会性别的培训，后来接触的越来越少，我对社会性别的概念越来越陌生，从我的经历当中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我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在10年时候怀孕生孩子，我和先生的矛盾越来越多，在前7、8年我们是志同道合，因为他给我的期望是放多一些精力在孩子和家务身上，这个精力让我觉得很无助，我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我感觉到传统性别对我的压力，我不想放弃我们的压力，我如果做一个专职主妇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尤其是所做的NGO公益事业，我确实觉得越来越无助，我这次来给大会添了不少的麻烦，我跟我先生时间错不开，我跟我先生商量，我参加会议他先照顾孩子，然后他去开会我照顾孩子。在这个过程里，第一个我今天想通过我的精力做一个分享，我感觉到在公益圈里面，在公益的服务领域里面，女性公益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样说有两个方面的支撑，一个是男性进入圈子里的时候，除非他非常喜欢，因为我面试很多的员工，他们给我的反映是我可以先做一段时间，但是这个行业收入不够稳定，不足以我养家，所以我可能很快会离开。女性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多，一个是社会对她的期望，包括我在做打工妹这个群体的调查的时候，我们社会性别视角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了这种社会性别视角。尤其我们的公益社会组织里面，深化我们的社会性别，建造一个真正的性别平等，让公益更有效，今天的会议开的非常的及时也非常有意义，谢谢大家。